“孙连仲”这个名字在抗战历史中极为响亮，尤以1938年徐州会战中的表现最为突出。当时，孙连仲指挥了10个军的兵力，在台儿庄前线成功阻击了日军第10师团，给予敌军以歼灭性打击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名将曾经历过一次令人尴尬的历史事件——他本只是去上海看牙，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全员投向了红军。
孙连仲的困境
1930年，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，决定下野，指挥权交给了鹿钟麟。然而，鹿钟麟的资历明显不足，他并不愿承担过多责任，便将部队交给了当时的孙连仲。孙连仲并非草根出将，他早年在保定府中学堂读书，毕业后直接投身革命，成为冯玉祥的部下，从连长一路升至团长。在北伐东征等战争中，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，并且屡次表现出色。
展开剩余83%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孙连仲继续效忠于他，成为了14路军总司令，并参与了许多军事和行政事务，甚至曾代理过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，管理过甘肃、宁夏、青海的军务。然而，尽管他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和权力，蒋介石依旧不完全信任他，于是将西北军改编为26路军，并派遣孙连仲继续担任指挥。
西北士兵的困境与反思
蒋介石把孙连仲的部队派往江西“围剿”红军时，根本没有考虑到士兵们的感受。许多士兵出身贫苦，原本跟随冯玉祥在中原打拼，经历了无数艰辛和败仗，根本没有领到军饷，经常饿肚子。如今部队被带到远离家乡的江西，士兵们渐渐迷失了作为士兵的意义。到了江西，部队的人数迅速减少，部分士兵借机脱离。
而蒋介石的“围剿”再次失败，让士兵们更加失望和困惑。相反，许多被红军俘虏的士兵在红军的照料下恢复了体力，得到关怀，甚至有些人还领到了回家的路费。这让26路军的士兵们开始怀疑自己加入国民党的初衷。许多曾经忠诚的士兵开始投诚红军，甚至自发加入红军，跟随红军一起打土豪、分田地。红军的高层将领们对此并不介意，反而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。
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，不仅士兵们产生了动摇，连一些高级将领也纷纷离开。比如27师师长高树勋，就选择脱离国民党，前往南昌。蒋介石第三次“围剿”的失败，使得26路军陷入了更加困顿的境地。军饷继续无望，士兵们没有得到充足的粮食和药物，许多人因病倒下。士气低迷的26路军，开始酝酿起义。
起义的背后
1931年，孙连仲因牙病请假去了上海，并将指挥权暂时交给了25师的李松昆。李松昆虽然是一名军官，但他对于大局并不敢做出决定，一切听从参谋长赵博生的指挥。赵博生清楚地意识到，时机已经成熟，他决定在孙连仲外出期间发动起义。
12月14日下午，赵博生通过控制电台、指挥机构等重要部门，成功发动起义。他邀请全路团以上的军官在宁都天主教堂参加宴会，而这场宴会实际上是一个鸿门宴。当天，李松昆未能出席，而26路军的高级干部几乎全部被控制。第二天，整个起义部队开始朝着中央苏区进发。刘伯坚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，庆祝起义的胜利，红军给予这支起义部队“工农红军第5军团”的番号，董振堂担任副总指挥。
起义过程中的最大障碍是士兵们的疑虑，他们原本担心红军对待叛军的态度是否会像传闻中那样宽容。但当他们看到红军对于起义者的宽容政策，以及毛主席对他们的关心时，士兵们的疑虑几乎一扫而空。很快，26路军的士兵们完全融入了红军的组织中，加入了这场伟大的革命。
从杂牌军到精锐部队
这支曾被蒋介石视为“杂牌军”的部队，经过整编，迅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红军劲旅。1932年，红5军团参加了赣州、龙岩、漳州等战役，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尤其是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黄狮渡战役中，年仅36岁的赵博生亲自指挥作战，却英勇牺牲。随后，红5军团继续在长征中担任后卫任务，为红军的顺利转移立下赫赫战功。
1935年，在遵义会议期间，红5军团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和八个团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。在金沙江强渡时，红5军团成功掩护兄弟部队撤退，并在后续的长征过程中三次翻越夹金山，为红军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宁都起义的历史意义
宁都起义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，更是一次政治胜利。它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转变立场，投身到红军的怀抱中，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力量。这一事件的成功，也为红军的反“围剿”提供了宝贵的支持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苏区的基础。
孙连仲当初或许没想到，自己去上海看个牙的工夫，竟然回到了一个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战场。尽管蒋介石最终并未对他做出过多的处罚，但他一直未能从这场起义的冲击中恢复过来。
1949年，孙连仲随蒋介石逃往台湾，最终在1990年8月去世。而那支曾经被他领导的部队，如今在红军的旗帜下，成为了无数英勇抗日的革命战士的一部分，持续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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