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逸周书·度邑》记载了武王临终前的一段话：“汝其可瘳于兹，乃今我兄弟相后，我筮龟其何所即。今用建庶建。”这段话看似难懂，但其实意思是，武王在临终时准备将自己的王位传给同母弟周公旦。武王在灭商之后，因为商人的余力依然强大，内心感到非常忧虑，常常失眠。经过三年的忧虑，武王去世时，他的长子姬诵年仅十三岁，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能力来镇守国家。因此，武王打算把大权交给周公旦。
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周公旦到底是否继位称王？如果周公旦真的称王，那么西周的第二任君王应该是周公旦；如果周公没有称王，那么继位的就应该是周成王姬诵。因此，关于周公是否称王的问题，一直存在着争议。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一些真相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引发了新的疑问。
关于周公是否称王，史书中的记载往往让人感到困惑不已。例如，《尚书·周书》里，有多篇诰文的内容是周公旦所作，比如康浩中提到的“周公咸勤，乃洪大诰治”。“诰文”通常是帝王下达给臣子的命令，如果周公旦没有称王，那他怎么会有资格发布这样的诰文呢？一些宋代的儒学者认为，这些诰文可能是由成王所写，周公旦只是代为起草。
展开剩余74%此外，《尚书·康诰》中有一段被认为是铁证的内容。周人东征，成功剿灭了商残余势力后，周成王向康叔下达了命令，其中有一段话是：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’”这里的“王”显然是指成王，而“朕”是周王自称的代名词。根据这段话，“王”称康叔为“弟”，那么“王”就不可能是成王姬诵，而应该是周公旦。换句话说，这段记载显示，周公旦在东征之后担心康叔年幼，政治经验不足，无法管理好殷商遗留的领土，因此向他传授治国之道。
不少历史学者，包括荀子和韩非子等，也认为周公旦在那时已经称王。荀子在《周公屏》一文中提到，“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，偃然如固有之”，意思是周公已经成为王者，并且掌控了周朝的政权。即使如此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却写道，“成王少，周初定天下，周公恐诸侯畔周，公乃摄行政当国。”这意味着，周公旦虽然名义上是辅佐成王，但实际上担任了摄政王的角色，真正管理国家政务。
要弄清楚周公旦是否称王，这一重大历史问题，影响深远，尤其对儒家对周公的推崇有着重要意义。现代考古的发现或许能解开这一谜团。因为如果周公旦真的称王，那么西周的青铜铭文中，必然会有相关记载。让我们看看三件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如何描述周公旦的。
首先是“西周禽簋”，由周公旦的长子伯禽所铸。铭文中提到，“王伐奄侯，周公谋。禽祝，禽有脤祝，王赐金百寽。”从铭文可以看出，成王发动了对奄的征伐，而周公则是参与了谋划。这表明，周公没有成为王，而只是作为辅佐的角色。
其次是“史墙盘”，它是西周中期史官所制的青铜盘。盘上的铭文记录了西周前七代君主的名字，其中武王之后是成王，而不是周公旦。这意味着，周公并未成为西周的君主。
最后是“冉方鼎”，这件青铜器讲述了周公旦东征胜利后的情况。铭文写道：“唯周公于征伐东夷，丰伯博姑咸裁。”同样，这里称周公为“周公”，而不是“王”。这再次表明，周公没有称王，而是继续以“周公”之名行使权力。
从这些铭文来看，现有的考古发现似乎确认了周公并没有成为周朝的君王。这个结论也与《史记》中的记载相符。由此可见，周公的确没有称王，而是担任了摄政王的角色。
然而，这仍然引发了另一个问题。为什么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铭文写到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’”？是不是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有误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或许，问题就出在“王若曰”这一表述上。正常情况下，君王会直接说“王曰”，但在这段话中却使用了“若”字，这可能意味着“王”是指周公旦的角度，在代为颁布法令时，称自己为“王”。这也许是当时周公旦摄政的一个表现，而“朕其弟”中的“朕”只是先秦时代的通用代词，并非帝王专用。
因此，虽然《尚书》中的记载没有错，《史记》中的记载也没有错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“王若曰”这一句话，也许正是后来的历史学者，特别是政治需要时，错误地解读了这一段，才导致了周公是否称王的长久争议。
总之，经过现代考古的验证，周公旦确实没有称王，而是继续以摄政的身份管理国家。至于《尚书·康诰》中的疑问，或许只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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